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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制度遗产及“三农”问题

时间:2013-08-05 21:47 来源:未知 作者:杜娟新闻网 阅读:

70年代的制度遗产

徐俊忠:为毛泽东农民组织思想与实践辩护

我把毛泽东关于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与实践,当做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遗产来强调,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多年来的建构,使得许多人对它误解太深。下面我主要谈几点看法:

(一)农民组织起来是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思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很低,所谓机械化、现代化农业等等,对于中国不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究竟如何发展,问题十分沉重。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经验和传统,就是让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甚至是失地、失业农民并存自由发展,但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的路。社会动荡和革命的频繁发生,就是此路艰险的具体说明。因此,他拒绝选择这种回归传统和经验的做法。不论是他进行区域性治理(如延安时期),还是进行全国性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主张农民组织起来。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及时指导和推动一系列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包括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直至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等。后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出现了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困难,各种各样的调整政策、方案都被提出。几乎任何方案毛泽东都可以接受和容忍,惟独对于“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让。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他认为,农村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载,农村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中国现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环境。这一反对还有另一个深层意义,这就是借助集体经济体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建构。中国没有对于全民保障的传统,尤其是农村。救贫济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带有帮会色彩的乡村组织去担当。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压力,政府自身的财力是无法担当起农村救贫济苦的责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至少不会让农村有人“没法生活”。这样,政府就可以更好地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的基础性建设。长期以来,农村的拥军优属、孤寡老人的养护,都是依赖于集体经济的。后来农村合作医疗这种农民的医疗保健措施,以及农村普及基础教育等等,也是寄生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这可以说是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量。

其次,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仅靠一家一户耕种自家那一亩三分地,既无法满足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不能解决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就说: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有人批评毛泽东喜欢“一大二公”,但关键在于他不是把“一大二公”当做目的,而是当做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手段。自70年代后期,“小岗村模式”被广泛推广后,农民利益碎片化了,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耕种那么一点小土地的模式上。结果是短时期内解决了温饱但长期不及富裕之门,有的甚至重新返贫,并且村庄普遍破落。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一些坚持集体经济的组织,最典型的是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在政府解除农村发展的政策性限制后,借助集体优势,实行分工协作,实现农工商的全面发展。这种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生产优势,是任何“分田到户”的单干体制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有一个中国农村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毛泽东多次说到,中国以那么多的人去种粮食,而且仅仅种那么一点粮食,这从全世界看都是最不合理的。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未来不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粮食。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他说:

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显然,这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人民公社在他心目中,不是苏联那种纯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而是搞“工农商学兵”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集体。这种发展一旦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就地转移就业,并实现农村“在地城镇化”。其实,今天的华西村和刘庄等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可能走通这条路。因为只有它才有可能通过集体的体制,去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听任农村随着两极分化的发酵而凋零、破落,农民自发流入城市,沦落为城市的弱势人群。

(二)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基本回归于传统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同志有过疑虑,例如李先念曾经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仍坚持“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的看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基本上是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方式去推进这一回归的。这种回归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但现在看来,这种好转绝对不是“分田到户”的单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户”的最大优点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懒人。

但成就当时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时期兴修的大批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和国家化纤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农民种粮和种棉的压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镇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农民还可以得到廉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然而,在历经几年顺境之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

首先,原来集体耕作的成片农田被分切为“西瓜田”,每家每户耕种的不是“一块小田地”,而是几块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观上不仅因田埂增多而减少了实际耕种面积,而且影响了耕作效益。其次,由于分田而导致集体瘫痪,不仅原来设想的“一把铲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原来较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渐渐疏于维护而堵塞、破损,农田水利效益不断下降。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提价,极大地抵消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其他惠农政策的利好效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快速下降。后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和农民空闲时间因公共性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停止而增多,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村中留下大量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造成大量被媒体称为“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鳏夫”的人群等等。

在农村走向问题“星丛”的同时,城市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城市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压力持续不减,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个藏污纳垢的“小爱尔兰”。其实,生活质量最差的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要你去看看他们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责任编辑: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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